论争涉及的问题较多，这里将其归纳整理为以下四个问题，均可谓中国行政法学的基础命题。

[13]概言之，法释义学的内容是对法学概念的逻辑分析，将这些概念统合为一个整体，以及将分析结果运用于法律裁判的说理当中。[48]本案中，原告陕西延安张某因和妻子在家黄碟被没有穿警服也没有出示警官证和搜查证的民警带走，后被以涉嫌妨碍公务刑事拘留。

而这种简单粗陋，同样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宪法维权目标的实现。但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的反向推动与部门宪法的逻辑机理并不相同。这一时期在借鉴德、美等国宪法解释学理论的基础上，越来越多的宪法文章开始深入宪法文本，通过对具体宪法规范的法释义学透视，来构建以中国宪法文本为基础的宪法解释学。这一目标定位必然决定其关注点和研究视角与政治学、社会学的外部观察不同，是一种着眼于宪法体系内部的，以规范为导向的内部观察。但德国的法释义学方法并不能被简单地化约为是对实定法规范的解释，如德国法哲学家阿力克西（Robert Alexy）所说，法释义学是一种多向度的方法规则（eine mehrdimensionale Disziplin），它至少包含以下三方面的内容：（1）对实定法的描述。

而原有条款的体系不清和保障不足，又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宪法规范的效能发挥。与其他法规范相比，宪法中的基本权规范往往具有相当的抽象性与开放性，这一方面成为基本权规定独特的品格，另一方面也为违宪审查和宪法解释带来因难。若有违法之事，必不可不受其罪。

钟赓言认为，两者不能混为一谈，行政法的目的在于分析说明现行行政法规范在法律上的现象，而行政学的目的则在于研究行政法规范及行政作用的利害得失。不信任行政权，防止行政权不当干涉私人的领域，这是行政法学诸多原理的出发点。1.何为行政法？ 在清末行政法学传入之际，亦有对行政法的界定，但认识模糊。[34]这一场论争也恰好改变了中国学习行政法的偏食现象，丰富了对两大法系关于行政法的认识，在近代中国重现了当年戴雪批判法国行政法的场景。

杨文于1901年完成翻译，即处处提1901年董鸿祎翻译的《日本行政法纲领》，并不妥当，应以出版时间为准。第四章行政法之公法上地位。

在消极界限上，一方面，命令不得与法律相抵触，钟赓言沿袭我国早期对美浓部达吉著作的译法称为法律之最强力（亦即法律优位原则），另一方面，宪法上特别保留给立法权的事项不得以命令规定，这在美浓部达吉的理论中称为法律之留保，但钟赓言称为立法权之留保。第二部公企业法及公物法：甲编公企业法、乙编公物法、丙编公企业法及公物法各论。当然，行政法在解释适用时也不能离开社会的利益。三权分立为立宪政治一大原则无待赘述……官吏是否确守行政法规，行政部自应监督，勿待司法之阑入以束縛其自由裁量。

[37]参见王宠惠：《中华民国宪法刍议?宪法要义》（1913年），夏新华等整理：《近代中国宪政历程：史料荟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75页。之后，又有社会行政法、教育行政法、卫生行政法等的译介。[39]参见行严：《进论行政裁判制度》，《章士钊全集》第2卷，第214-215页。中国行政法学不能是外国行政法学的照抄照搬，更不是翻译几本外国的著作便可以称之为中国行政法学。

1899年，小幡严太郎纂译、王治本校阅的《日本警察新法》在东京善邻译书馆出版，[18]这是目前可查的第一本中文行政法（各论）著作。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行政法学的产生并不是以第一篇行政法论文或第一部行政法著作的出版为标志的，而是以理论范畴的基本定型、学科体系的基本建立、相应研究和传播方法的运用、社会的基本公认为标志的。

若而国者，官吏、齐民之间有一鸿沟，官吏所享之特权非齐民所能有，而齐民原有宪法上之权利一与官吏之特权遇，而即动摇，识者称为特权法制之国。故而，要谈行政法，只有从清末幵始。

  王贵松，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有民法而私权之保护益固。[38]章士钊（行严）则反驳道，这些法院及其所适用的法律仅限于一类，而与普通人无关。借助于行政诉讼制度的确立和朝阳大学的盛名，大陆法系的行政法讲义获得了成功。后两版之间差别不大，但与1923年版在体系上有质的飞跃。[27]清末的行政法教育不仅在国内的诸多学堂实施，还有诸多留学生在日本学习，并有留学生将讲义翻译成中文广泛传播。

其1910年改定后的学堂章程，由清政府明令各省法政学堂仿效。[69]参见潘茨宣：《首创中国行政法学的白鹏飞》，载《广西日报》，2008年4月22日。

但在赋予人民利益时，未必不需有法规的根据。（三）控诉自由之必要。

直到1940年代，英美行政法研究才有了一定起色，出现了留学英国并撰写《英国行政法论》的陈体强（牛津大学法学博士，主攻国际法学）、留学美国并撰写《中国行政法总论》的马君硕（纽约大学法学博士）。但说行政法学可以先于行政法而产生，并不是说学术的发展可以无限地超前，凭空想象的行政法学是不可能产生的，遑论中国行政法学。

论争涉及的问题较多，这里将其归纳整理为以下四个问题，均可谓中国行政法学的基础命题。行政法绝不是仅适用于官吏一类，凡人民的权利皆可因其而受损伤，不可相提并论。1904年，严复在《社会通诠》的译著中曾将droit administratif译为行政便宜。日本学者织田万从近代行政法学的角度对清朝现行制度进行解说，曾明确指出，清朝政权集中于君主一身，其作用并无区分，不存在近代国家行政，也没有行政法。

即便是诸如德国行政法的知识，也是经由日本转介而来，早期赴日的中国留学生对此功不可没。但该文忽视了钟赓言之前清末民初行政法学的状况以及钟赓言的日本行政法背景，故而某些第一个、第一次的评价有失偏颇。

早期的行政法学常常寄身于行政学。在行政组织法方面，民国元年的参议院就制定了《国务院官制》、《各部官制通则》以及内政、外交、财政、农林、工商、教育、交通、司法、陆军、海军等十部官制，为国务院及其各部的主管事务、职权、组织、人事等提供了法律依据，还制定了《中央行政官官等法》、《官俸法》等官吏管理的法律。

其中冈田朝太郎还在京师法律学堂任总教习，后来在朝阳大学讲授行政法。以其国民程度尚未足语于平等也，故取特权制度，特设行政裁判所审理行政上之诉讼。

本文以下权且以1920年版本为对象，来展示其风貌。[37] 对于行政法调整对象的特点，也有分歧。在欧陆诸国采用行政法者，其行政、司法两部之间每有葛藤，其结果乃至司法不能独立，致宪法失其作用。前者为法律问题，属于法学范围。

其前后版本差别甚微，以1927年版（共318页）为例，其体系为自治之主体、重要各国自治制度之大要、我国自治制度之沿革之大要、十二年宪法宣布前之自治制度、十二年宪法上之地方制度等五章。早期行政法的传入是从警察法开始的。

[38]参见林万里：《行政裁判所果不当设耶?》，载《民立报》1912年4月5日第529号，第2页。1912年后，虽然在北京大学、东吴大学等也有英美法的教育，但未形成气候，也没有刊行相应的讲义和著作。

在早期的译著中，同时有清水澄的《行政法泛论》和《行政法各论》、美浓部达吉的《行政法总论》和《行政法各论》。虽然今天的行政法面临着更为复杂的社会环境和任务，但行政法学的体系仍在维续，行政法学的这一底色始终没有改变。